在美国中部的农业州，人口非常少，像艾奥瓦、内布拉斯加，这些以农业大州就几百万人口，像佛蒙特，怀俄明在地图上看着面积很大的一个州，只有几十万的人口。
3、笼统说香港、美国的物价比中国便宜，是很大片面。因此1000元人民币的月收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可以生活，但是到美国、香港能生活吗？4、你讲的中国很多商品价格超过美国等，我还可以进一步为你引用以下数据：中美物价（＄：￥）数据比：在美国买一辆奔驰S600只需147450美元，而在中国要222万元。
据此，我认为中国经济会比它们发展快很多，因为中国人除了睡觉，就是想赚钱。中国以农民破产的方式，向世界提供廉价商品，换个说法，向世界提供被低估的廉价商品的总代表——人民币，再深入思考，这种低工资是难以为继的，这就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原因。进入专题： 人民币升值 。9、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果然发展的很快，但是中国大多数人仍然很穷，因为他们一直是廉价劳动力，一直被当作人口红利，其实就是等同牛马和机器，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人勤而不富？可以用一句中国话回答：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因为中国人的勤劳都是不用脑子思维创造、动物属性居多的的体力劳动又报道，周小川是如此回应这则消息：导致外汇占款出现变动的原因非常多，外汇市场每天的波动都很大。
中国将人民币（中国商品）打折甩卖了，好比买一送一，于是全世界都来抢购。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也是在追求平衡矛盾事物的一个最合理的价值判断。总之，没有壮志断腕的决心，改革不真干，不真去触动调整利益传导机制，肯定是不行的，我想，所谓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新京报：就算动了土地财政的奶酪，那又如何让城镇有动力接纳外来人口?华生：这就涉及到户籍制度的改革。珠三角也好，长三角也好，别说市，就是一些发达镇子里面的外来人口就有几万几十万，谁放开了?谁给钱去放开?可见不了解不解决实际问题，光呆在北京喊口号不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股独大，绝对控股，根本无法推动兼并。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维持高房价，对房地产调控根本没有积极性。
而高房价连城市人都很难买得起房子，更别提农民工和外来移居就业人口，这样怎么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而且，地方政府靠拍卖土地来发展，自己也背上了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靠土地抵押来融资，这样，银行也被土地给拴住了。一种是认为要直接改革户籍制度，我认为没有争论的必要，可以双轨同时推进。
)新京报：根据你的思考，最优先的改革突破口是什么?华生：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向上突破，都与经济升级有关，经济升级就是要调整结构与产能，让企业能够通过购并重组来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政府是没法做的，不可能去指挥企业怎么干，人为的行政干预往往适得其反。新京报：这个土地财政也是最敏感最难办的地方。可以考虑花钱买机制，用给地方政府规范透明的发债权来解脱卖地财政。二、经济升级的两个主方向(第一个方向，通过价格机制和股权并购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第二个方向，就是靠新型城镇化改革和建设，提供长期发展动力。
而根据现在的条件，是可以抓住机会启动的。新京报：回到李克强总理布置的作业上，你认为如何进一步释放改革的红利?华生：当务之急，我认为需要把改革具体化，有量化指标。华生：户籍制度改革，改还是不改?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福利。比如现在大家都说，政府能不管的都不管，能交给市场的都交给市场，这固然很好，但是，如何量化，需要落实。
比如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路线图面面俱到，什么都想全面发动推进，其实当中的每一项都有一堆难题要攻克，如大家似乎都赞成的实现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观点容易抛出，行动却难实现，就拿水、电、油、气来说，哪一个能轻易实现市场化?这里有通胀压力的考虑，有社会和老百姓的反感等等，什么改革都一带而过，都想做，结果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经济学家说说，政府是无法操作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搞新型城镇化是因为旧的传统的城镇化弊病越来越大，所以要搞新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样就必须改变原有的体制机制，否则喊的是新口号，做的还是老事情。
地方想上马这些产业，发改委能管得过来吗?因此，必须启用价格杠杆。过去调控政策紧的时候，地方上的土地就出现流拍了。
因此高房价、高债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而，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推动股权的多样化，来推动购并重组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新京报：第二件事是什么?华生：第二件事，就是推动股权多元化，利用资本市场推进购并重组。第二个方向当然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的新型城镇化。从体制转换来说，要学习借鉴成功实现了城市化转型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用土地开发的财务平衡替代土地财政。地方政府的债务黑洞越滚越大，这个链条当断不断，以后必受其乱。
今天的改革，不是说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宏伟蓝图，而是如何收拾好目前的局面，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寻找出可以做，能够做也应该做的改革作为突破口。比如说那么多地方钢厂，都是可以互相兼并的，但是由于有地方利益，加上大股东控股比例都很高，也没有整体上市，也就购并不了。
没有改变利益传导机制的改革，那就只能是你说归说，各地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新京报：现在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能提供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你怎么看?华生：这是我10多年来的一贯主张。
这样就难免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况。就像总理所说的，要多研究如何释放改革的红利，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怎么改才能改对，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放在哪
新京报：就算动了土地财政的奶酪，那又如何让城镇有动力接纳外来人口?华生：这就涉及到户籍制度的改革。只有用价格杠杆，才能有效指挥大家的行为。过去调控政策紧的时候，地方上的土地就出现流拍了。新京报：做这两件事的条件成熟吗?华生：第一件事情现在有条件，第二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属于我说的可以做，能够做也应该做的事情。
地方发债要有同一级人大批准，每届政府、每任领导接了多少债、留下多少债都要经过审计，高度透明，不能光看干了多少事，还要看花了多少钱。新京报：我注意到，你的观点是要直接触动户籍制度。
新京报：那第一个方向上政府该怎么做?华生：政府可以做两件事。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股独大，绝对控股，根本无法推动兼并。
我12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重点论述了只有人口城镇化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内需和合格人力资源供给。算一算，按照过去的这些年的速度，即使再慢一点，中国再过20年，城镇化率也要到75%左右。
没有改变利益传导机制的改革，那就只能是你说归说，各地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比如说那么多地方钢厂，都是可以互相兼并的，但是由于有地方利益，加上大股东控股比例都很高，也没有整体上市，也就购并不了。因为户籍制度是所有福利歧视制度的根源，二者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户籍制度你怎么去搞待遇歧视啊?何况还要看到，现在很多城市不是在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福利，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限购来提高户籍的含金量，试想各种不均等的福利一边剥离一边增加，哪无能改好?而且这样只会提高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设置人为的门槛。让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价格信号起作用，对政府必须管的部分，也建立起价格调整的动态机制，这就叫管了该管的和放手让市场起作用。
新京报：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大城市要守住，中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可以先放开。华生：户籍制度改革，改还是不改?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福利。
华生：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今天想推动任何改革，都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不能因此而不去改革，更不能只是喊嗓子，而没有甩膀子，否则到头来就会发现，真正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一个也没有，留下的只是泛泛的提法口号。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维持高房价，对房地产调控根本没有积极性。
典型的像电价，现在要淘汰落后产能，淘汰高耗能生产，而电价很低，又是行政僵硬的办法管控，当然就很难淘汰。华生：这个话也是拍脑袋说的。
